3月，《江苏画刊》发表了余虹与尚扬的对话，摘要如下： 尚：从德国回来后，我在不同的场合对德国当代艺术作了讲座或介绍，兼及在德国所见到的世界当代艺术。一个月的时间太短，虽然看了不少，也想了很多，但真正要对德国和世界当代艺术作些实质性的探讨，还力不从心，这些还得由较有研究的学术界朋友去做。这次德国之行倒是深深地触发了我对中国现代艺术自身问题的思考。我以为，这是我们在观察外界艺术状况时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眼看20世纪就要结束了，我总感到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   世纪之交：两个世界的转换 尚：我觉得世纪之交不止是时间序号的简单排列，而且是两个时代的交替，这正是人类调整文化观念、文化的心态、文化手段和文化布局的时期。对艺术而言，这是一个机遇，谁能把握这个机遇，谁就率先进入２１世纪，否则，将留在20世纪，进而被淘汰。 余：对世纪之交这种敏感似乎是普遍的，重要的是将这种敏感落实为具体的历史体认，从而为未来的行动找到可能的历史根据。 尚：这种历史的体认我想不外乎清理即将过去的时代，预测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一直认为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这次访德更加强化了这一看法。在德期间我们参观过一些现代博物馆，博物馆的陈列方式大都是按艺术潮流的发展，有某种编年性质。从塞尚到毕加索，从杜尚到波伊斯到当下，20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史是如此逻辑井然，环环相扣，它虽然是西方的，但你无法否认它同时也是世界的。20世纪的现代艺术史就是一部西方现代艺术史。对20世纪的现代艺术史而言，离开了毕加索、杜尚和波伊斯这些西方大师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对世界现代艺术史有非此不可关系的东方大师。事实上，本世纪任何一次世界艺术博览会都可以说是全盘西化的，至少西方艺术是占主导地位的，别的区域艺术都只是一种附和陪衬。原因似乎很简单：他们的作品无论在观念、手段和价值上都最具现代性。不过，我一直在想，21世纪的世界艺术还会这样吗? 余：我想从两个"世界"的转换来谈谈两个世纪的转换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问题。通常我们不经意地运用"世界"这个词眼，但我们很少追问这一词眼在具体使用中的历史内涵。其实，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只是在20世纪才形成的，这一"世界"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统一体。在前20世纪，所谓的世界不过是一些松散的、彼此不相干的区域性多元集合。那时，各区域性文明都自以为是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具有无数虚幻的"世界"的世界。在这种世界状态中，各区域间艺术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20世纪就不同了。20世纪的世界性要求恰恰是一种植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要求。其理由十分显然，20世纪的世界化是随着西方文明的工业化进程而获得物质和精神前提的。在这一历史背景上进行的世界化就不可能是平等的综合或融合，而必然是一种选择性的价值改造，亦即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改造，或者西方现代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改造。20世纪的"世界化"事实上就是"西化"，20世纪的世界性要求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要求。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21世纪的世界构成将以人类共有的现代文明为基础。可以预料，随着两个世界的转换，各区域艺术间不平等关系将被取消，摹仿的时代将成为过去。   我们的"问题" 尚：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有关"第三语言"展览的座谈，我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展览，价值就在于提出问题。现在有很多展览都只是趋同某些问题而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他们却在此刻提出了建立"第三语言"的问题。姑且不论这一提法是否合适，也不论这种提法与他们的创作是否一致相关，但提问本身就有价值。前段时间中国现代艺术之所以生机勃勃，关键是不断提出问题，诸如"文化批判"、"视觉革命"等问题，大问题套小问题，通过实践来回答，从而推进了艺术的发展。从"文革"结束到一些中国人进入威尼斯双年展，只有十几年时间，虽然这一事实只能部分说明问题，但中国当代艺术这种推进的速度是令人吃惊的，这是真实地面对问题的结果。现在的中国艺术界只在大量生产画幅和操作过程中减弱了提出问题能力，甚至正在丧失这种能力，这是令人担忧的。 不过，一方面我们要有提问题的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学会提出真正有意义的、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提问的目光要放远一些，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纪之交，我们要面对正在过去的世纪和将要到来的世纪提问。 余：具体而言，你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呢? 尚：我认为是继续认同西方标准还是有别于西方标准的问题。 余：在今天提出这一问题具有了现实的可操作性。在此，时间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20世纪我们被迫西化，那么，这种西化是有极限的，100年过去了，物极必反，反西化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了。 尚：基于上述判断，我认为21纪现代艺术的基本战略应该是与20世纪拉开距离，极端地说是反20世纪。 艺术的差异性和个别性原则 尚：这一区别很重要。事实上，正是我们在100年中对西方艺术的学习和领悟为我们提供了反西化的现代批判武器。比如说艺术的差异性和个别性原则。可以说这一原则是现代西方艺术实践所确立的最有价值的革命性原则，正是这一原则激发了我们对20世纪艺术的思考和对21世纪艺术的展望，20世纪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在西方现代艺术的范围内，差异和个别性原则得到了充分地实施，从而使西方现代艺术状况和古典艺术状况拉开了本质性的距离，以至于这一原则成了艺术现代性的标志。另一方面，在世界现代艺术的范围内，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即同一性的艺术景象，也就是说，清一色的一边倒，一律向西方现代艺术看齐，各区域性艺术之间的差异反而消失了。 余：说到这里，我倒想到另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在一些西方思想大师看来，20世纪是西方中心瓦解的时代，我认为这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巨大幻象，因为事实刚好相反，20世纪才是西方中心真正在世界范围内被确立起来的时代。前20世纪的世界并无统一的中心，尽管那时西方人自以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正如中国人也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一样?；20世纪的世界恰恰有一个起统一作用的中心，那就是西方中心，尽管这时西方人?主要是一些思想大师?自以为西方不是中心。十分明显，世界范围内的全盘西化就是确立西方中心的具体方式，任何一个非西方民族都品尝过和正在品尝这种"确立"的滋味。西方中心的确立之日正是非西方中心被取消、被摧毁之时。在此过程中，任何非西方文明的传统都被搁置起来了。20世纪作为一个摹仿的时代恰恰是摹仿民族丧失其自身个性的时代，中国现代艺术在20世纪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非个性化的痛苦历程。为此，如果要在事实上而非话语上解构西方中心，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彻底贯彻差异性原则；如果要在世界范围内将艺术推向现代就必须恢复各区域性艺术的个性。 尚：这里，我要谈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20世纪世界的现代化的确是以压抑、遏制非西方民族的传统个性为代价的，不过，这种压抑和遏制并不等于彻底消灭，因为这种个性置身其中的区域性文明传统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它只是暂时从前景退到背景，暂时沉默而已，而另一方面，差异性原则又以疾速运动方式和彻底变革态度，在20世纪的荡涤中浸漫到各种文化，冲刷遮没它的积垢，磨蹭它的个性尊严，并迫使其认同现代形态的必然性。因此，随着现代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完成，它又会从背景走向前景，开始发言。这种经历了现代文明洗礼的区域性传统，将成为艺术家创作个性的激发性泉源。 余：在此意义上，西方现代艺术的典范性就会消失。因为到那时，各区域性艺术再无需依赖舶来的西方现代文明和模仿西方现代艺术，它只要在一个共同的世界文明境遇中，立足于自身传统的原发性因素，就可以创造出具有独立品格的现代艺术，现代艺术的典范时代将成为历史。到那时，各区域的艺术相关性才可能是平等的、无中心的、无典范的，到那时，差异性和个别性的现代艺术原则才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事实。   意识形态情结或理性的真实性 尚："反20世纪"还有一个反意识形态情结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在20世纪复杂的艺术关系中，意识形态情结的纠缠总是不断地使我们丧失自己的真实性而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 余：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意识形态情结是中国古老观物方式的现代形态。对20世纪艺术的西化问题，一方面，我们的意识形态信仰和民族性情感使我们先行就产生了拒斥它的情绪和态度，另一方面，我们的理智和现实的逼迫又使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这种冲突导致三种结果：如果前者占上风，则无视现实；如果后者占上风，则坚决进入现实；如果打个平手，则二一添作五。第一种结果假，第二种结果真，第三种结果真真假假。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史就是一部真真假假史。它的基础表达方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事实上，在20世纪，这是不可能的，因为20世纪的中国自身并无艺术现代化的条件，这种现代化只能是摹仿的现代化。 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坚持情感标准和坚持理性标准的问题，这两者不能纠缠在一起，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转折时期，我们面临如此众多的问题和复杂的情况，理性的清醒对我们太重要了，那种非理性的狂热对事情本身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