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九五三年吧，我刚刚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的时候，有这么一帮青年，热热闹闹地在校门口大院子里踢毽子、跳绳……同事告诉我那是毕业班的同学。     当时，我恐怕只是觉得这一帮人真有点意思而已；甚至还觉得这个学院保持着艺术上可贵的童真，是了不起的事。艺术生活中若不失掉童真，那是会非常久远的。     是初来，和这帮人不熟，甚至还有点羡慕，因为我自小很少品尝过同学们之间的那种温暖，虽然我那时才不过二十八九岁，师生间的鸿沟却使我蹑步不前，只能在遥远的距离欣赏他们。     以后，看过他们的毕业创作展览，又看过他们的一次“名垂青史”的马戏团的演出，认识到这一帮人受到的新社会全面发展的教育成果，是很有说服力的。     三十年后，这一帮人在艺术创作上几乎成了中国的“强力集团”。     其中有一个个子在一米八、九的詹建俊，别号詹大和他的交往是在六十年初我搬到院部宿舍以后的事了。     他很文雅。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喜欢一点音乐，读一点书，谈一点文化上的见闻之类。也有不同之处，他持重，稳当，而我却喜欢发一点狂言，喜欢到野外打这么两三天猎，平原山地混上几天。他服装整齐，温文尔雅，房子里安排得净几明窗。我的屋子乱七八糟，东西拥塞，难得有清朗的一天。不过彼此都能容忍，互相尊重，以致成为谈得来的朋友。     他这个人比较实在，没有媚骨，这是我和他成为朋友以至今天还是朋友的原故。对于令人讨厌的事物，他会透彻的发表意见，但遇到强大的讨厌事物，他则是保持沉默，不作嘻皮笑脸的违心之论。唉！那时候的人们是多么困难地在维持自己的人品啊！     他的幽默感也是非常之吸引人的。在这种时候他往往作乎正经，面无表情。记得他述叙过的好多年前的一次什么会上，有人揭发他时常上馆子，因此人时常在馆子里碰见他的故事。他只“编者按了一句”。“既然他时常馆子碰见我，不也就是我时常在馆子里碰见他吗”？     文革末期，牛鬼蛇神要定案落实了，鬼使神差地要他和另一人来当我们几十个老头子的什么员。（类乎管理员的服务）我虽身处逆境，彼此两目相遇时不免嘘从中来。尤其是我教了五个整年的那位“另一人”申斥我时。“你不爱看国产片”，虽然他是“四条汉子”领导的，你还是反社会主义！天晓得那来的根据？这时詹大坐在旁边，他看我一眼，我也看他一眼，我心里笑得直颤，简直想捅他一下…… 在文革期间，我们有漫长的时期没有来往了，都深知保持距离也是一种深情的爱护。有什么办法呢？     詹大的画基础底子好，但他画每张画时，“想” 得很苦。重复熟悉的手艺，在他是容易的，他不甘于重复，以致可以看到艰辛的、明显的创作时期和风格。     詹大的创作特点就是不断地探求，我是很佩服他这种精神的。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