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所描述的这段历史包括对中国文明状态的评价，总让中国人感到屈辱，也因此激发多少仁人志士投身于振兴中华的事业。如今，因为强大的缘故，谁也不敢像当年那样明火执仗地欺负中国了。然而，西方世界的“文化殖民”，却始终没有中止它的征略。借助物质优势和强势话语，西方价值体系已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其势之下，非西方民族文化既遭到外力的冲击，又受到内部滋生的文化殖民意识的干扰。 百年来，中国人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付出了坚苦卓绝的努力。但是，面对西方世界的物质优势和强势话语，国人坚持自身文化立场的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社会心理对文化建设构成严重的干扰。受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我们的文化建设工作始终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谬误和方式上的缺陷，以至于像文革“破四旧”、“移风易俗”那样，把中国文明视为落后文明，把民族文化当作替罪羔羊，干了不少破坏本土文化生态环境的蠢事。随民俗机制的毁坏与失落，文化建设偏离了民族化发展轨道。这种文化上的“水土流失”，使得曾经生机活泼、花繁叶茂的民族民间文化植被日趋枯萎。 百年文化苦旅，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懂得文化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意义。在拙着修订再版的今天，形势令人鼓舞。以政府启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为标志，21世纪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走上全面的、整体性的保护阶段，这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要务，文化保护不是封闭或固定某些认识和行为，关键而根本的是，要造就能够不断生发文化民族化认识和行为的人文生态环境，使民族文化成为主导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并与时俱进的活文化、先进文化。文化历史告诉我们，民俗是民族文化贯彻社会生活的重要机制，是民族文化存在的现实表征和传承延续方式，是激发和承载民族民间艺术的人文生态空间。作为历代相沿而积久形成的风尚、习惯、礼仪和制度，民俗文化最能凝聚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在充满竞争的当代国际格局中，民俗也是抵御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避免民族文化被人为外力逐出现实生态系统的文化手段。如果没有一系列经济、社会、信仰和游艺方面的习俗以及相关的节日，文化保护便会落空，便会成为“无土栽培”或“温室培育”。因此，需要把文化建设工作的重心“下降”到社会基层，需要靠民俗机制和民众努力来实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复兴。只有通过民俗的影响力，增强大众的民族自信心、文化自豪感和使命感，才能真正维护民族文化的发展基础。 积极而长远的文化保护，要从民俗建设开始。原生态的民间美术存形并交融于祭祀、祝祷、纪念、祈禳、敬仰、迎送等民俗活动，体现着广大民众的思想、情感和意愿，担负着积极而丰富的社会功能。而建设民俗的社会实践自然也离不开那些显发或体现民俗的活动形式，离不开那些作为表情、象征、纪念、勉励、祝愿之“仪式”或“礼物”的民间美术。比照原生态民间美术与社会生活的这种“鱼水之亲”，所谓“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的说法不免让人担忧，惟恐这种“居高临下”的鉴评裁选会造成“截水”、“断流”或“下网”、“捞鱼”的破坏性后果。民间美术生于民间，属于民众。相应的保护工作应该倚重民间智慧和民众力量，应该以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上的积极调整来激活民俗，还民间艺术以汪洋活水，让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创造和发展真正属于他们的艺术和文化。要切实地做到这一切，就需要首先在基础理论层面取得对事理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我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最贴切的概念，但比照这一概念的意指，当年写成的这本书倒是着意研究影响民间美术的“非物质文化”因素的，或者说是研究生成和推动民间美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存在”及“无形的作用力”的。实际上，或“非” 或“无”的这一切，都蕴涵或体现在民俗之中。 20世纪80 年代和90年代初，是民间美术研究比较活跃的一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我有幸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民间美术研究课题，如这本论着以及和同仁合作编撰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1988年底江苏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国民间美术基础理论研究”丛书，这年的7月我刚刚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民间美术的灵魂》的写作和答辩，丛书主编邓福星先生约我以论文为基础作拓展性的研究，并预先列入丛书出版计划。我生活中的1989年几乎都属于该书的写作，那是不分白天黑夜地顺随心思的作息而作息的一年，回味起来，这段追寻民间美术无形之魂的人生旅程充满思想探秘的快乐。书稿于年底完成，1992年付梓出版。因为类似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拙着出版后的十多年来，不断得到民间美术研究同行的鼓励和重视，多有摘录、引用或代作教材者。这等谬爱让我惶恐，书中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排版校对方面的纰漏也有不少。我一直希望有机会修订再版，以弥补不足、纠正纰缪。今得湖南美术出版社大力支持，夙愿终于实现。在图书出版市场化的今天，出版社不计经济效益地再版推介，这让我满怀敬意和感激。眼下举国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此番修订再版倒也适得时机。 审读早先的文字，自觉笔风佶屈聱牙，未脱青涩，节奏也嫌拖沓。这次修订新配插图三百余幅，文字虽有所删改，但无意饰掩来路上的踉跄足迹。至于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和立论，于今来看，依然是我之所持。这里藉自序之便，择要以示，权供读者参阅，也不揣浅陋讨教于大方之家： 1、无论立足本体论还是价值论，已被普遍认同的(实则西方化的)艺术形态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于认识和把握中国民间美术的形态特征。中国民间美术作为民俗文化活动的有机部分，具有适应其整体结构和综合价值的“动态性”(存在形态)与“混合性”(价值形态)。姑且套用艺术形态学的一般术语，民间美术可谓“时间-空间”“再现-表现”“实用-审美”一类的综合类型，难以截然划分。 2、恒常趋同的民间美术主题以求生、趋利、避害三种功利倾向，显示了老百姓用文化方式表达自然需要的一般状况。其中起支撑和规范作用的是作为集体性、历史性智慧的民间文化观念，也即包含原始崇拜观念和需要观念并统一于“阴阳-太极”结构图式的社会意识系统。与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心灵的永恒结构”-“二项对立”图式不同，“阴阳-太极”图式从对立和统一方面完整地体现了宇宙生命运动的辩证性。在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中，作为民间文化观念内涵规定性的这种图式，担当着主体与客体、文化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中介，是人们积极、自由和创造性地把握宇宙人生的调节图式。 3、在农耕生存方式中生发、流变的中国民间文化观念，有着辩证的内涵结构，保持着理性与感性交织、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融合、审美意识与功利意识统一的特性。这些特性对民间美术的思想内涵、语义结构、功能效用、价值判断和表现形式等，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4、中国民间审美哲学是注重精神功利性的“美学”。在民间美术中，诉诸视觉或其它感觉方式的空间形象被赋予一种特别的形式意义，脱离尘寰的“他性”，它克服现实原型的有限性而成为生活中寄托理想的“虚空间”。民间美术的创作动机在于以视觉形象的创造，假想地征服世界，从而替代地满足未遂的现实意愿。民间美术的文化功能即所谓“变通”，在于通过审美创造和创造性的视觉形象，使主体沉浸在想象、联想和期待之中，于内心里审美地松释与现实的联系、调解所遭遇的现实矛盾，从而恢复心理平衡，唤起有利社会实践的饱满热情和高昂斗志。 5、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相融合的特性，显示了民间文化观念作用于主体的历史过程和现实过程。前者造就了“老人们传下来的”符号性质的社会化意义系统；后者促使主体根据当下需要去体认和感知传统价值体系，并在选择和组织符号的环节上留下个性因素。前者为“一级符号”，后者为“二级符号”。它们作为观念符号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建构，在民间美术作品上汇聚一堂，构成其语义结构的二级性，即“二级符号系统”。 6、本着“阴阳-太极”认知模式和超越现实的理想，老百姓在创作中以能动的唯我态度把握客观对象，让现实原型按作者的审美意志重新构造。民间美术因此具有自然主义艺术所不具有的“自主性”，即显示于创作过程和作品上的“心源”性质。“二级符号系统”以集体的、历史的和文化传统的“共用艺术语汇”，排除个人主义的封闭性，让艺术形象成为开放的“共享空间”，它所体现的“开放性”表现为个人的心智系统既对传统开放又对现实开放。这两方面的美学特性增强了民间美术创作的普及性和欣赏的共鸣性，使艺术真正地属于广大的民众。 于本书再版之际，我深切地怀念恩师王朝闻先生。先生领我走上美术理论研究的道路，并在民间美术研究方面悉心指导，他高洁的情怀和精深的学术，一直是我为学的人格楷模和思想指引。我要再次感谢邓福星先生，是他当年的大力提携和热情鼓励，直接促成了本书的研究性写作。最后，我要特别地感谢湖南美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颜新元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位有成就的民间美术研究专家，在立项过程中他以自己的学术资历举荐拙着，更在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中国民间美术观念》（修订版），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6月版；初版于1992年6月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