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种审美视角看中国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提纲） 对中国现代美术历史而言，无论作为主题还是作为题材，“农民”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文化自觉意义而言，“农民”还是一个审视中国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好望角”。 就实质而论，贯穿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革运动的现代化主题，并非古代自然时间观中的星移斗转。它被现代线性时间观纳入到直线式单向发展轨道，内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定性。西方世界所策动的工业革命，以其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向整个现代世界提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主题。因此，包括西方人所特有的阐释方式在内，现代化主题的逻辑规定性显示为对工业生产方式和科学世界观的普遍认同。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学化等西方文明色彩的阐释方式，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体现“文明”与“进步”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相应地构成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般演绎趋势。 按工业文明模式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改变了中国社会聚落的空间格局和形象。它集结着现代工业、商业、金融和思想文化，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和颖异形象与四周汪洋大海般的乡村社会形成鲜明反差。百年中国的一系列变革都是围绕“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其主流价值取向的一个中心观念和突出特征是把农业文明及其文化传统设定为过去时，并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前后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式上各有差别，但在追求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这个根本价值取向上却无二致。诉诸国家政权和社会精英集团的这种价值选择，构成纵贯百年的社会主导价值。 在这种社会主导价值之下，“以农为本”千年国策所赋予农民的“天大地大，农夫为大”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他们的时代性质和状态，被一言蔽之为“土”，而其人文底蕴便是“蒙昧”与“落后”。在由此构成的现代视角中，“农民”成为一个特别的象征性的整体，被推到“现代化”主流价值取向的对立面，其内涵也更多地和农业文明与民族文化相联系。 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中国现代美术的画卷上鲜明地记录和显示了“俯视”、“仰视”、“平视”等三种对于“农民”的审美视角，它们根本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1、俯视的审美视角??20世纪上半叶 内忧外患使曾经具有强势地位的中华文化备受摧残。西方文化的物质优势，动摇了国人坚持自身文化立场的自信心和现实基础，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日益认同并追随西方中心主义对于“文明”、“现代”、“进步”的话语规定。在这个时期，无论艺术家怀有怎样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或平民思想，其深心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价值判断都使他们用一种高居的眼光，“俯视”农民这个最大的社会群体。对当时艺术家来说，西方文明的中国化前景是朦胧而抽象的，所以他们笔下的“农民”，只是值得同情和怜悯的没有前途的芸芸众生，而没有表现更多更具体的价值倾向性。 2、仰视的审美视角20世纪50年代～70年代 20世纪中叶，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希望创造一个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型现代社会和文化形态。对共产党人来说，“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现代人类和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工业文明价值，更意味着这种价值目标里首先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式的改造。因此，农民和工人一道获得了崇高的政治人格，被赋予了一种话语性质的社会主体地位。遵循国家意识形态要求，艺术家很快改变了审美视角，用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讴歌农民。以“现代化”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来衡量，农民依然是“农民”，只是审美视角中的“农民形象”和农民实际状况比起来显得“高大”，辉映着“仰视”的理想主义的炫光异彩。 3、平视的审美视角??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历史时期。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抛弃了过去的乌托邦，转而务实地强调转向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目标。解除意识形态压力的审美视角，也务实地转变成生活化的“平视”。“平视”中的农民褪却了“仰视”中的政治人格色彩，回到常人的位置，一种与社会主流无关的边缘状态。在以经济为价值核心的社会情境中，艺术家似乎不带意识形态和感情色彩地“平视”农民，“如实”地描绘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作为边缘人的卑微、尴尬、窘迫、无奈、粗陋或者愚鲁。然而，嵌处在社会文化市场化结构中的这种“农民形象”，不啻为城市“休闲文化”的一种特别消费品。 总体而论，与近百年中国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关联的三种审美视角，都没有达到文化自觉高度的审美“正视”，都未曾触及和揭示中国农民作为一种文明创造主体和文化传承主体的价值。今天，重温白石老人的《农耕图》，我们感触万分。在画上，我们感受到了画家正视中国农民的仁爱眼光和中正之心。 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的角逐远没有终结。基于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亲和大地的“农业文明”比之掠夺自然的“工业文明”，自有无限的空间和生机。中国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还会有珍视农业文明的来日，还会有正视农民的来日。 希望在田野上。 发表于中国美术馆编《农民?农民中国美术馆藏品暨邀请展文献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