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当代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展览作品来看，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还是保持了其基础深厚、画家众多、风格多样的特点。由于近来年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常有国际性的大型展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展出，中国艺术家对国际艺术的了解更加迅速全面。由于中国当代艺术评论与艺术策展的活跃，中国的双年展制度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有上海、广州、成都、北京等城市均举办了不同内容的双年展，这些都对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展览反映了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的文化视野在不断开阔，在一个经济文化日益开放、信息跨国界流通的时代，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已经不可能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自为地发展。在20世纪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发展历程中，来自法国、日本、前苏联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创作与艺术教育，曾经对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当代全球文化交流的大潮流中，各种艺术如果要具备可交流性，就必须在艺术语言或题材内容方面具备某些跨民族、跨国家的普遍性的东西，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如果只是在国内范围内相互借鉴与摹仿，是难以有更大的发展的。 从参展的画家来看，中青年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正在成为主力，众多艺术院校的青年教师与学生的作品入选展览表明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创作日益专业化，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研究性也日益增强。参展作品凸现了具象与抽象、影像与图像、材料与表现、都市化与本土化等几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 传统的写实性绘画数量仍然最多，但优秀作品并不占多数，这表明写实性绘画仍有宽广的创作基础，但进一步地扩大创作题材，提升创作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抽象性、表现性作品的增多，表明了青年艺术家对于个性的情感表现兴趣日益浓厚，其中一些作品对于用笔及笔触的研究，已透露出画家对于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创作中如何表达东方艺术中的写意精神，已有了相当的自觉性。 摄影、电视等视觉影像的转换是当代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它反映出画家对视觉影像的文化内涵的开掘，与以往从生活中写生进行创作的方式不同，这种对于影像资料的二次开发，使之生成新的图像，具有后现代艺术中的解构与错置、挪用与重组等特点，其要点在于对原有影像意义的抽离与置换，这一创作思路要求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对于照片、电视、录相、电脑图像等影像资源展开研究利用，从而获得更多的表现自由。 有关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材料与新的技术语言的研究已成为许多画家关注的课题，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语言的多样性与画面视觉效果的含蓄丰厚，不仅得益于对文艺复兴之前的古典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材料与技法的研究，也得益于对当代多种绘画材料的开发与研究，这就大大拓宽了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语言表现域，相信画家在今后会进一步综合运用多种材料与技法，拓展现代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边界。 所谓都市化其实是指全球性的工业化、信息化所带来的现代化，它表现为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对现代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它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不同民族国家的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性输出，一方面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加速乡镇城市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对传统文化资源与历史记忆如何加以保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它体现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在国家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张力性断裂。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能否对此做出应有的回应，确立自身在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独特价值，是新世纪的重大课题。也许我们可以设想，今后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应该更多地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国举办大型展览，积极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与对话，在一个更为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文化情境中寻求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发展与历史定位。 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的“中国化”倾向做些讨论，以往数十年，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民族化”是一个反复讨论的话题，虽然有林风眠、董希文等前辈艺术家做出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但“民族化”常被一些人作为反对西方文化强权，确立民族自尊的一种意识形态表述方式。如果不讨论中国画的变化，也许我们可以认为，文革期间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创作最具有民族性和中国特色。但我们如果把“民族化”仅理解为一个时期的政策注解或传统艺术与民间美术的符号样式的移植，那么这种“民族化”就是一种最为表层的油彩化妆，并不能从内在质量上提升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学术水准。近年来，洪凌、张冬峰、孟涛等一些画家以写意性的手法描绘中国风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界现在有一种“水墨化”的趋向，有些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越画越象水墨画，更有人直接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临摹田黎明等人的中国画，如果说，这就是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民族化”、“中国化”，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我认为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在当代最有发展前景的领域之一，是在抽象性、表现性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方面进行探索，而抽象性、表现性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与中国画最大的相通之处，就在“写意”，这是中国绘画与美学的核心，也在更高的层次上与西方艺术具有共性，可以交流。只有想一想黄宾虹的山水与莫奈晚期的《睡莲》以及德国表现主义、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书写性”对于人的精神状态的表现的深厚的可能性，而“书写性”在中国文化中的精髓是“写意”、“写意”写其大意、写其心意、写其意气、写其意象，写意的精神指向是“畅神”。最近上海刘海粟美术馆筹办《中国新表现具象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名家邀请展》，策展人范迪安和我提出“畅神”的概念，它意味着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对当代人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艺术中的“现代性”所在。我想，这或许是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在新世纪提升其美学品格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典籍、古代画论加以研习，而不要认为那是中国水墨画家的事情。事实上20世纪优秀的前辈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都具有丰厚的国学素养，如李叔同、王悦之、关良、林风眠、徐悲鸿、常书鸿、潘玉良等，许多青年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正是在这方面的先天不足与知识结构单一，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格调与美学品位。我以为这才是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国化”的问题所在。 整体看来，近10年来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发展是平稳的，在艺术语言与表现方法等方面日益多样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写实主义的一统天下已经让位于多元化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艺术生态平衡。但是相对于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而言，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对中国老百姓精神生活的影响正在弱化，这确是许多人感受到的事实。这里面固然有大众文化的泛滥，影视、网络、流行音乐、时尚杂志等文化媒介的多样化侵蚀了大众的休闲时间等原因，但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对于时代变化的迟钝以及信息时代文化视野反而狭窄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上个世纪未，文化界曾经有过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不等于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社会的进步富于责任感。然而我们在近年来的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确实看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曾经有过的对革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正在淡化，较之其它艺术门类，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似乎更为关心“语言”自身，画家对于风格样式以及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有兴趣，这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是否正在疏离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日益“非知识分子化”着名作家冯骥才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化困境》一文中指出：“进入90年代，文坛一些人开始否认社会责任感，认为责任感是一种政治强加，认为强调责任感会给作品加上纯文学以外的东西，因此强调超时空、超社会属性的纯自我，这使得文学的社会因素越来越少，作家对社会历史的判断力也越来越差，甚至把握不住时代生活的形态，也就很难出现有力度的大作品。”【1】想一想胡一川的《开镣》，与五十年代新中国充满激情的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相比，当代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在语言技术层面上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冲击下，似乎在平稳中多了一些困惑与茫然。冯骥才认为是市场损害了作家的心灵，但我认为，这也和画家对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功能的认识与调整更加趋于个人化、日常化有关，有不少画家对于艺术中的“主题性”创作产生怀疑，有意识地疏远宏观叙事，更加专注于视觉化的图像表达。我们承认视觉图像对于思想表达的有限性，过分迷恋于用绘画讲述思想，往往使作品成为概念化的“寓言”与“图解”，如果不能在画面上通过独特的表现方式获得智慧性的观念表达，当然是朴素的视觉语言更具有审美的直接性。但是这不等于艺术中的精神的丧失和对当代生活的失语，我们所理解的具有艺术史意义的“有力度的作品”并非画幅巨大，也不是题材重大，而是指艺术家在作品中深刻地触及与表现出当代人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 有关主题性绘画在当前受到冷遇的主要原因，邵大箴教授认为与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国家赞助体制的弱化有关。“主题性绘画需要艺术家付出很多的时间与很大的精力，如果没有国家机构给予帮助是难以完成的。50年代以来中国的许多革命历史画是由国家的有关博物馆组织艺术家进行创作的，从创作素材到创作的物质条件等，都给予了很多支持，有专门的资金支持。如果只是口头上提倡，没有实际举措，无济于事。”【2】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国家对保存与发展民族文化必须要有宏观的战略，对重要的基础文化设施与重大项目要有充分的制度化投入。国家大剧院、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中央电视台新楼方案的通过，以及中国美术馆的修建和向西扩建、5000万元国家艺术收藏经费的确立、北京国际城市雕塑展的举办，表明党和国家对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视，但具体到重大艺术创作的国家资助，还有待于观念的改变与和新的艺术赞助制度的建构。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主题性绘画”的概念，不仅仅是指革命历史画等重大题材，它也包括具有叙事性、情节性的绘画，以及对中国社会与城市发生的重大变化从艺术角度的切入与反映。相对现代主义对于个人内心精神状态的关注与精英主义的形式化的“无主题变奏”，我认为新世纪的主题性绘画作为一种客观性绘画，是指艺术不应放弃它所具有的对现实生活的社会评论功能，艺术家在眼光向内的微观探索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对历史传统与当代文化的综合性表现。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对于“民工”的表现，但很少有画家注意到农民工正在演变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全国有82．1%的人口是农民，但到1997年，“离土不离乡”的中国乡镇企业的职工已达13050万人；2002年“离乡离土”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约有9460多万人，两者相加已有2亿2千多万人，四川、安徽、河南、江西、湖南等省每年农民工从打工地汇回家乡的钱，都在100亿到200亿元以上。而2000年我国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二三产业的职工因为下岗3000多万人，只有8504万人。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进城，对他们在乡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是巨大的冲击，他们中的许多青年人选择了留在城市，也有许多受到城市文明洗礼的人回到乡村，这对中国农村未来的文化建设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很少有画家关注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这一结构性剧变，未能深入了解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放弃了这个最为丰富的创作资源，如此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创作很容易成为孤芳自赏的“小众艺术”，在脱离社会的同时为大众所忽视。 中国当代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发展告诉我们，当代人的审美需要是广泛多样的，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发展要尊重艺术规律，不要只提倡一种艺术门类和一种艺术题材，更不能只鼓励一种艺术风格与样式。要尊重人民的需求、社会的选择、艺术家的个性。艺术家的创作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表达，才能将丰富的现实生活与人生感悟升华为动人的佳作。在一个传播媒介发达，信息交流频繁的时代，做一个艺术家的难度大为增加，这是因为当代艺术更加重视艺术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提问能力，它要求艺术家对各种信息进行文化层面的综合与视觉转换，对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作出更为敏感的反应，原有的典型形象的创作方式面临着向更具有多义性的图像生成的转换。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在经历过20世纪的语言研究与技术进化的阶段后，正在走向新的综合。当代艺术的发展越来越注重信息与意义的表达，从语言、技巧向知识、文化层面的跃迁是提升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文化品位与艺术价值的必由之路。 注： 【1】《作家》杂志2003年第6期 【2】邵大箴《提倡与保持艺术生态平衡》，《北方美术》2000年第2期第6页                                                                                              殷双喜    博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