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乡土写实主义在中国兴起并成为八十年代最重要的艺术潮流之一，它曾造就了一批知名画家和经典作品，但随着它上升为中国美术的主流风格，在九十年代便出现了程式化和风情化的倾向，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农村也逐渐从艺术家关注的视野中模糊，许多画家纷纷退出这一创作题材。当年表现乡土而今天仍然关注着田园乡村的画家已经不多，能够将这一题材注入新的活力的画家更是少之又少，而杨尧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早在学生时代，杨尧就表现出了对乡土题材的浓厚兴趣，九十年代，当人们问他大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时，他的回答居然是“劳动”，“那时候在学校里每周都有劳动课，当时学院刚从武汉搬来广州，从中南美专改为广州美术学院，学院四周都是一片荒山，我们还要开荒种地。”（《广东美术家丛书?杨尧》）杨尧出生在湘西重镇常德，童年在乡下生活，自小就与农村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关系，在附中和大学学习期间，除了在学校里参加各种农业劳动，还要经常下乡，或许正是与土地、与农民的亲身接触，使他萌发了对乡土题材的浓厚兴趣。     1964年，画家下乡去广东阳江，下乡期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无疑加深了他对土地和农民的认识，回到广州后他创作了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雨后》，这是一幅注重绘画性和表现性的作品，雨后，几个农民正在田间用竹竿翻地瓜苗，画家采用略带仰视的方式，凸现了人物在画面中的视觉效果，舞动的竹竿与稍稍倾斜的身体构成了非常耐人寻味的韵律，所有人物的衣服被处理成相似的蓝黑色，它与深绿色的地面、由大片灰白色的天空构成的背景相得益彰，画面显得十分单纯、和谐。创作这件作品时，作者已经是受过六七年学院派训练的学生，所以他在感受农民自然朴实的同时能够以艺术的思维来记录自己的切身体会，作品完成后受到了广州美院师生的肯定，这件作品也成为画家的早期代表作。从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出画家在创作上的两个倾向：一是对乡土题材的关注，一是对艺术形式美的偏爱。虽然这还只是一些潜在因素，但这些因素在可能的条件下就会释放出来。     1965年，杨尧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此时“文革”的脚步声已经临近，十年“文革”正是他的许多同龄画家开始走红的时候，尽管他也创作过《湘江评论》、《我失骄杨君失柳》、《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等革命题材的作品，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这或许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虽然他对革命有着极大的热情，但是，这些题材可能并不适合他。他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界引起关注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给文艺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文艺界一时间千帆竞发、万舸争流，杨尧又开始关注起乡土来，《牛-农民-土地》选择的是农村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素材，形象地道出了他们相依为命的关系，只有对生活敏感的人，才能挖掘出这些场景并将之转换成艺术的内容，也只有对土地怀有深厚感情的人，才能在这些习以为常的情景中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关怀。如果说《牛?农民?土地》还保留着较浓厚的学院派写实主义风格的话，《赤土》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开始，这件作品于1984年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全国美展创作的作品，而是1983年画家在粤北写生过程中的一次偶然发现而促发的创作冲动，但作品中的美学意境并不是随意拾取的，而是靠敏锐的感受力和反复的体验把握到的，画家的家乡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赤土，每次回湖南老家，在飞驰的火车上他都会默默注视着铁路两旁的红土地以及顽强地生长在上面的草木，并产生了要表现的冲动，粤北的偶然发现只是一个契机。《赤土》在北京展出后，吴冠中先生曾专门点名要见这幅画的作者，由于负责展览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发出通知，因此画家与吴冠中的机缘擦肩而过，这件作品之所以得到吴冠中的青睐，恐怕也是因为其高度简洁的形式感，这在当时的中国画坛是少见的。在贫瘠的红土地上，两颗幼松破土而出，近乎平面的红土地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它与绿色的两颗幼松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使画面显得单纯、简练而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事实上，《赤土》已经不仅仅是赤土，而是作者对赤土以及与赤土相关的人们的关注，同时，破土而出的幼苗也传达出了画家对新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隐喻。     与《赤土》同时受到美术界关注的另一件作品是《宁静的空间》，虽然画的是一张女人体，但我们依然可以隐约找到《雨后》、《赤土》等作品中的影子，那就是单纯、静穆和简洁的形式语言。当时《中国美术报》等多家报刊曾发表该作品，后来陶咏白先生也将该作品作为两百多年来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其中一件代表作，收入她主编的《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     或许正是由于对形式的偏爱和对新时期来临的敏感，促使画家在1984年与广美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系几位年轻教师组织了一个教学改革试验班，解放学生自由、多元的创作能力，试验跟踪长达四年之久，一时间，该试验班所在的105画室成了广东先锋艺术的代名词，出于教学的需要，也由于置身于新时期新的艺术思潮中，杨教授此时也创作了《宇观系列》、《缝》、《火之恋》等抽象作品并参加过国内和国际的一些美术大展。1988年，他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教学座谈会上作专题发言，其中指出：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教学有具象基础，也有抽象基础，应该予以同样的重视和研究。这是经过四年跟踪试验后的结论，在传统写实主义在学院里仍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这是一个大胆而颇具远见的表述，也充分体现了画家开放的艺术观念。但是，画家心里清楚，他不能跟着年轻人跑，在艺术创作中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园地。     杨尧是在苏式教学体系占主导地位的年代学习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他自然也受到了这种教学体系的影响，苏式教学体系使他打造了扎实的基本功并从中受益匪浅，但是，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根基在西方，而不是在前苏联，也不是在俄罗斯，因此自九十年代以来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到西方去再学习，他认为对西方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学习和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水墨画家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宋元水墨画的学习和研究一样。每次到国外，他当然不会放弃异域的美丽风景，《悠游异域》系列就是他每次出国访问的真实写照，但这仅仅是他再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进入21世纪，杨教授从教学和行政岗位退了下来，也迎来了他创作上的另一个高峰。2000年之后，他重画了十年前的作品《黄昏》，此后又断断续续重画了《收割后的田野》、《守望》、《喂》、《牛-农民-土地》等作品，这些重画的作品与原来的作品在题材上是一致的，但在艺术手法和内涵上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以《农民》（原题《牛-农民-土地》）为例，充满力量的农民的背部，几乎占满整个画面的强壮的水牛，黑油油的土地，这一切都向世人昭示着中国农村蕴藏着的巨大潜能，作品从单纯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成了即将爆发能量的力量的象征。在作者看来，中国革命年代的主力军是农民，在和平年代，中国建设的基础力量仍是农民。值得注意的是，重画后的景色由原来的春天变成了秋天，春华秋实，这不正是作者对农民阶层关注和寄望的吗？     这批作品的完成同时也预示着作者对乡土题材的回归，在近年来的创作中，宁静祥和的南方乡村小景和荒茫辽阔的西北黄土地成为他反复表现的题材。     繁忙紧张的都市生活最容易勾起人们的思乡之情，乡村的宁静、儿时的嬉戏，童年的记忆深深地留在画家的脑海中。《村口》、《黄昏》、《防洪堤边的小船》、《乡村小道》、《林地的早晨》、《池塘老屋》、《山林秋韵》、《竹翠鱼肥》、《晚照》……安静平和的沅江之滨停靠着散散落落的小船，这些在江中搏击的小船似乎回到了母亲那安全、温暖的怀抱；在金黄色的稻田里，一堆堆稻秆静静地矗立着，在尽情地享受阳光的沐浴；再看那平静清澈的池塘，古朴玲珑的瓦房，没有出现人，但却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气息，厚重、跳跃的笔触，饱满、明快的色彩又似乎给这宁静的乡村增添了几分热闹……这些大多是画家童年生活的记忆，在画家眼里，家乡的风景是美的，是永远值得咏叹的，他在自己的随笔中对家乡是这样描写的：“家乡的风景是我艺术上的启蒙老师，她萌发出我对美的向往，那种美完全是一种超越了技术的图像能量。”这些乡村小景没有经过太多的技术处理，而是保持着风景自然属性的纯粹性，从而赋予了乡村景观特有的美学价值。     与宁静、祥和的南方乡村小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部系列》。该系列缘起于画家自九十年代以来对西部的多次考察，当他走进西部的时候，那些古老的城堡、神圣的寺宇、驼队、沙地、植物、甚至是石头都让画家着迷，他无法控制内心的冲动，并于2002年开始了以西部为题材的风景写生和创作。     虽然表现的是一个严肃深沉的题材，但《走进西部》系列作品给人的却是一种简练、概括、洒脱的感觉，纯度极高的色调反差，有意味的线条处理，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这种风格从他八十年代的《赤土》就已经开始形成，十几年后，画家在西部土地的题材上发展了这种风格，那广袤无垠、荒凉浑厚的土地恰好与画家简洁、概括的画风相契合。     蓝天和黄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天地交融的地平线则传达出空间上无限延伸的感觉，画面中的高速公路、工矿建筑、高压电网都是挺拔的直线，这是画家有意识的处理，直线可以起到分割画面、增强空间感、形式感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直线是力的表现，这铿锵有力的直线不正是西部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的顽强精神的体现吗？沙坡与沙坡之间、植被在其所依托的沙坡上产生了一系列起伏颠簸的曲线，而我们知道，曲线的形成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在这里，一种是来自人类的力量，一种是来自自然的力量，两种不同的力量在这里抗争，它给人一种焦灼不安的感觉。作者已经把自然人化，把景物赋予了人文的内涵，在这荒茫的土地上突显人类活动的踪影。     由于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表现形式，2003年，《走进西部》作为21世纪的优秀美术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2007年，作者又完成了以西部为素材的大型作品《崛起》，作品以西部的一段长城遗址为主体，以简练的块面勾勒出残存的石块和依稀可辨的烽火台，它的背后是笔直的高速公路、隆隆作响的发电厂和片片房屋，从作品的题名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作者情感的细微变化，五年前对西部开发的忧虑已经慢慢消解。笔直的高速公路穿过茫茫的原野，但却无法穿透那遥远的历史，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去思考的问题。西部，这个中国古代的文明中心之一，曾经创造了其它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人类文明，今天，它正在崛起，这是画家所期盼和祝福的。     乡村、土地，这是杨教授长期关注、思考和表现的主题，尽管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画家曾尝试过其它题材和艺术手法，但无法拭去的乡土情结使他又返回到了土地和乡村。因为在画家看来，中国文化的根在于农耕，女娃抟土造人的民族神话传说不正体现了我们的先人与土地融为一体的情怀吗？只有农民才最深刻地领悟到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保持着对土地的敬畏与感恩，也保留着土地质朴的品格。画的是土地、乡村和农民，但画家关怀的终极目标是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殷双喜先生在评论杨教授的艺术时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情感上会回归、怀旧，在艺术上也会有一种回归，回到那种最质朴的一种表达。”（《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人物志?杨尧》）是的，他又回到了质朴平实的风格，回到了单纯简练的手法，回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是在经历了种种人生经历和不同艺术尝试之后的回归，此时的创作在艺术手法上更成熟，在思想内涵上也会更为深刻，这正是画家超越自己、又开启未来的地方。                                                            赖荣幸                                         2007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