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文化精神的困境

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当代文化精神面临困境的时代，这一困境体现在两个方面。

从现实的、社会学意义的文化角度来看，西方当代文化及各种文艺思潮借助着西方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强烈冲击着非西方国家，使得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本土文化在还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就被淹没了。这里所说的淹没，是指一概按西方的评价标准和欣赏趣味来判断非西方的艺术现象，或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评判各类艺术样式的权力话语。

而从历史的、生存论意义的文化角度来看，多元文化格局时代的到来，在极大丰富艺术生态的同时，使具有人类的公共生活与艺术审美拉近了距离，并逐步催生出一种新的伦理观。但随之也出现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新世纪最初几年席卷东西方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我们的文化艺术处于一个快速分化与裂变的局面之中，此时最为明显的表征是：当代艺术在形式不断花样翻新的同时，却愈来愈轻浮和缺乏精神内涵。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包括西方在内，是一个人们普遍患上历史遗忘病和生存短视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垂直向度的经验被贬低，而平面向度的经验则被夸大。“文化精神”已成了一个可疑的词语，它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价值的颠倒，构成了当下的时代特征。

对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得出结论较为简单：艺术不是科学生产力，庸俗进化论在此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艺术从来就没有什么进步与落后之分，有的只是“好”或“不好”，就像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能说公元前500年至公元2世纪时期的希腊艺术，或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时期的埃及艺术是“落后"的一样。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各个文化领域的艺术和不同的流派观念，在传统与现代、形式与内容、题材与技巧、思想与感觉等诸种范畴内渗透交织、相互融会、死而复生。因此往往看到这样的现象：现实主义画面中包含着很抽象的现代内涵，而抽象表现性的作品中又同时具有传统的人文关怀因素。

对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评判则要复杂得多，这不仅因为从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民族、土地衍生出来的价值判断体系，是多种多样和难以统一的，而且即使是在同一个价值判断体系内，对何谓“价值”、“理想”、“道德”，何谓“真”、“善”、“美”，也存在不同学说与流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普遍人性的视角对人类的总体精神动势做出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如今的高度商业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艺术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在当今的大众传媒时代，造型艺术肯定不再具有信息价值，而逐渐转换和体现为一种生命的方向性价值与生活价值。现时代的人更需要这种价值，因为它的功能是政治与经济所无法取代的；同时，对这种价值的追求过程，亦也是使当代文化精神走出困境的可能之所在。

由此看出，文化精神的问题是与艺术的意义问题密切相关的。
二、艺术的意义问题

不久前在一次聚会上一位外国朋友曾这样问我：“你们中国的艺术家什么都不信，那你们创作是为了什么呢?”。我当时语塞。后来在回味这个问题时逐渐明白了：我们的文化精神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目前的文化精神是面目可疑的、暧昧不清的，与我们高速的经济发展相比是一个矮子、侏儒。目前，人们多在关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甚至把它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化中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在文化范畴根本不存在全球化这一说)，而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则体现为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两个好像是矛盾的东西，却在实际发展进程中互为消费对象。也就是说，全球化的经济强势，是以它的眼光来消费本土化的产品(如从中国特色的绝技到艺术方面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作品)的，而本土的文化艺术又将现代性和国际潮流作为它追求的目标(如传统京剧的现代化、在美术方面模仿和跟进西方当代艺术的流行样式)。准确地说，美术界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恰恰折射出艺术的本质问题并不在于所谓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争论中，而是在于“我们从事艺术创作的内在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如果支撑我们创作艺术品的动机只是外在的因素或者只是个人因素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谈论“文化精神”之类的话题。在此，我想追问的是“文化精神”与“艺术创作”是何关系，或者说艺术品中的文化精神的具体显现问题。这必然牵涉到艺术的意义问题。

在我的理解中，一件艺术品的意义和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艺术所具有的意义，是它拥有在自身中就得以表明的东西，而它本身并不具有目的或用处。另一方面，艺术虽然是自律的，但它又不是绝对自足自封的。艺术与社会、与现实有切不断的关联，每一件艺术品实际上都是对社会与公共关系的作为与回应。正是在这种关联中，艺术发出了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提问，对人的历史意义的提问，这便构成了当代人文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讨论“当代文化精神”这一命题的主要内容。
三、西方的反思与回应

“什么是艺术的意义”？这一问题，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也曾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从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到古典派和浪漫派时期，艺术具有一种向上超升的拯救功能，它救护生命，与生活和解并重新联结。进入20世纪，即进入工业化革命形成的现代社会之后，艺术的基本情调在朝着它相反的方面转变，艺术不再是人的最高目的，而成了人在世界中遭遗弃的异化的表达，成了人的历史意义最终丧失的表达。作为诗人的尼采，曾描绘过这样三幅画面：枯竭的大海??没有慰藉的空旷，消逝的地平线??一个无所指望的生活空间，不再被阳光照耀的大地??失去大地根基的虚无。这3幅强有力的画面宣告了虚无主义的到来。尼采描绘的画面是为了做出这样的发问：“对人类精神来讲，是否还有一个高处和低处？这虚无空间难道还不够窒息和寒冷？”如果说尼采时代的虚无主义，我们尚能从中读出一种藏匿于虚无背后的关切情怀的话，那么随着它的发展和演化，竟变得那样的庸俗、肤浅和日常化，甚至失去了作为一个坚强的命题的价值；这是因为现代人已堕落为有眼无珠的、可恶的生活贪婪者，他们宁愿在梦魔般的幻觉中寻觅家园。艺术在一个丧失了意义的时代还可能具有意义吗？因为西方美学和艺术的伟大传统一直十分肯定地将艺术视为是与意义相关的，我们在欧洲伟大的博物馆、美术馆、教堂、修道院中看到的那些杰作，都证明了这一点。近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以往神性意义秩序不断被颠覆的过程，这一持续的颠覆使得艺术品与“伟大的意义”之间的关联不复存在。在这种困境之中，西方文化再次显出它的自我治愈和修复的功能。仍然是一位西方的学者，为我们重新确定了艺术品与意义、价值之间的关系。阿多尔诺在《审美理论》中对时代命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单一的艺术品在意义丧失、价值颠覆的时代，仍然可以审美地具有意义，即“艺术作品可以成为一种对现实存在无意义的自身具有意义的表达”。也就是说，无论艺术家对现实做出怎样的反应，他应该是有灵魂的，这种灵魂是活在一种基本信赖??而不是基本不信赖的生命之泉中的。不错，艺术是纯粹个人的事情、或者干脆是游戏，但不只是如此。将基本信赖视为对人的最终基点，并不意味着逃遁到一个田园牧歌的情调中去，仿佛对人的关注就应该是虚构出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此处的基本信赖，肯定不是经由非理性而得到证实，而是理性的承担责任。出于对人和人所栖身的世界的实在性之基本信赖，既要求对现实的黑暗面进行批判，也要求改变不公的社会关系。一种艺术正因为它是从对实在的基本肯定出发，才能从更高的艺术高度对现实进行富有穿透力的描绘，展现出破碎的、卑鄙的、丑陋的实在。我们通常有这样的经验：高级的艺术作品在对现实进行批判时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往往将一些其他的感觉因素和深层的文化思考因素糅合其中，这就是真正的艺术与那些非理性的、强调“零距离写作和创作”的流行艺术的区别之所在。
四、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

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我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当代艺术，主要是指那些致力于紧跟西方当代流行艺术样式、积极地介入当下生活、同时对历史、文化与人文价值采取漠不关心态度的一类艺术，它虽不能囊括中国当代所有的艺术现象，但却是目前圈内媒体和评论关注的热点。自90年代以来，这类艺术的确显示出某种前所未有的活力，成了我们这个“力比多??欲望”久被压抑的社会迎来喷发的一个缩影。甚至在一些批评家的眼中，它们代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方向。在这类艺术的创作中，艺术家们日益倾向于将日常生活等同于艺术，将艺术与历史文化、人文价值的联系切断。例如文学界，90年代兴起的日常的生活化写作取代了以往的严肃写作，而近两年来，下半身“肉体化写作”又取代了生活化写作；美术界虽因行业的特点而不像文学界那样典型，但也大致是向这个方向在发展，表现个我、咀嚼无聊、嘲笑严肃、调侃一切，成了画家和艺术家是否“时髦”、是否“当代”的标志。总的来看，因受其基本创作心态的制约，这类艺术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作品的分量越来越轻飘，其中展现的个人生命经验日益狭窄，许多人的创作目的直接指向“市场”与“明星”效应，它的价值核心是“什么都不信”。这种东方式的虚无主义，己构成了对试图“重建中国当代文化精神”努力的消解力量。

我认为，在艺术创作相对自由、社会环境相当宽松的今天，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精神涣散的状况，并不是艺术家自为的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中国当代艺术是在一种先天不足的背景下展开的。这种先天不足主要体现为近代史的断裂。也就是最近的100年，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王朝→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五四运动→军阀割据→抗击外族侵略→世界大战→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文化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事变，对一个国家而言需要好几百年才能完成的转变，中国却在不到100年的期间全都上演了，而往前的两千多年则几乎是静态的。从秦始皇的帝王专制到满清的帝制，竟延滞了整整2227年。这种历史的断裂，使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难以获得一个连续发展的环境，因此而总显得急功近利。

其次，中国当代艺术的先天不足，在于中国当代社会既没有接受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也没有完整地保留或延续古代中国的儒、道传统。恰恰是在第二个方面，因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完成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孱弱与停滞，使得历史文化传统的近代断裂现象、道德与价值的空洞化现象十分严重。根本无法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下形成对市场商业规律的制约力量，物质与精神失去了均衡。结果，功利主义成了内心世界的寄托，金钱利益成了人际交往的动力，感官文化成了精神生活的主角。信息时代的图像语言，愈来愈成为社会公众接触的主流视觉形式。这种情形使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危险：作为在社会学意义上有着正当合理性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在大大改善十多亿人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正在偿付着精神文明水平迅速下滑的沉重代价。  

再者，中国当代艺术的先天不足，还在于中国未曾经历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全面的人文主义洗礼，未曾对代表人类文化高峰的西方精神文化的主流性根源进行深入的研究。由于没有精神底气和价值根基，艺术中人文关怀和人性表现的缺席，就成了一种常态。此外，当代艺术在创作资源方面也呈现出极大的贫乏，仿佛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只能来自于喧嚣的都市场景，只能来自于扁平的当下生活经验。我们不否认这类艺术之中可能具有的社会批判意义，问题在于，这种毫无真诚的做戏态度，已使艺术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使艺术面临着背叛艺术的本质的危险。
五、人文艺术的价值

面对上述局面，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社群中的知识分子、学者和艺术家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他们的首要责任是守护。这种守护是指在任何境况下，都要持守一种对人文理想的坚持，对价值向度的关注，对“真、善、美”抱有希望，并对任何试图削弱或损害上述关注的权力话语进行抗争。这种守护式的追求，直接与如下不朽的承诺相联结：“既要使我们的肉体避免遭受像中世纪那样的痛苦，同时也要使我们的灵魂不再遭受如现代社会这样的蹂躏。”(索尔仁尼琴)

我认为，当代艺术应重新补上“当代人文主义文化”这一课。尤其是在中国，艺术应该是、也愿意是真正人性的艺术，属于人的艺术!艺术为人服务，它应该具有幻想(创造力)、勇气和正直。它反抗当下所有丧失人性的东西，使我们今天尚未获得的更加人性的因素发光。我们当下的社会是一个充斥目的和重负的世界，应有一个敞开一切可能性的自由空间，而这一自由性甚至可以体现为某种游戏性。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只要是内在完美的，游戏便是对一个自有其完美性的世界的预见。我们应该信赖为一个新艺术生命而效力的艺术，信赖为一个新的更人性的艺术而效力的富有活力的艺术。它作为完美的序幕，死去的艺术也属于它。即使在今天，在艺术受到病态和死亡威胁、不再富有人文性质的当下，艺术能够、艺术只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意义的图像。只有在人文艺术的愿景之上，才可以谈论我们的当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发展与未来。